積灰的吊扇慵懶地轉著，十幾個肯尼亞人盯著笨重的臺式電腦屏幕，不斷露出驚訝的神情。

考慮到這里是肯尼亞內羅畢的基貝拉貧民窟，一個過半居民沒有工作，連自來水和干凈的廁所都難得一見的地方，可能有人會誤以為，他們一定是“村里剛通上網”，才會露出這種沒見過世面的反應吧？

與想象的不同，實際上，他們在為全球最先進、最熱門的AI產品ChatGPT工作。這些人被稱作數據標注師，正是他們保障了ChatGPT“健康成長”，使其成為一個彬彬有禮、夸夸其談的聊天AI。

近半個月以來，隨著ChatGPT最新版本GPT-4的發布，全球科技公司紛紛跟進，例如英偉達宣布在芯片硬件和云服務領域上全面支持AI的開發，百度發布文心一言，而AI也再次成為全球焦點。

但在光鮮亮麗的社會變革和投資熱潮背后，卻是一群時薪不到兩美元的肯尼亞人來教會AI，何為善惡。

而且這份工作，并不光鮮。

一、“精神污染”

互聯網上的言論總是充滿著“戾氣”，幾條惡毒的言論就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心情。如果有這樣一份工作，要求員工每天高強度閱讀9個小時的惡意內容，時薪多少能讓人接受？

為OpenAI閱讀和標記這些內容的肯尼亞人，實得工資約為每小時1.32美元至2美元（約合9~13.7元人民幣）。

這些肯尼亞數據標注師的工作內容類似于鑒黃師，但更重口。

為了教會ChatGPT什么內容不該學，數據標注公司Sama從暗網上找來了各種由人性最黑暗面產生的文本和圖片，包括但不限于無碼的血腥酷刑、反人類的犯罪現場、兒童性虐待和仇恨言論。

一位負責為OpenAI閱讀和標記惡意文本的肯尼亞數據標注師表示，他在閱讀了一則跨物種獵奇性行為的圖片后，反復出現幻覺。“那是一種折磨，即便是在一周后，我還是偶爾會想起那張圖片，止不住地犯惡心。”

用中文互聯網的流行語來形容，就是“我的腦子不干凈了”，或“辣眼睛”。

一張圖片的影響已如此之大，但除了圖片之外，肯尼亞的數據標注師們每天還需要閱讀150至250段文本，長度從大約100個單詞到1000多個單詞不等。

這些讓人心理和生理上不適的內容，不斷撕裂著數據標注師的三觀，每個人都積攢了大量的精神壓力。最終，沒人能堅持超過3個月。

因此，雇傭他們的Sama公司在2022年2月終止了為OpenAI提供服務的合同，比計劃提前了八個月。

Sama是一家總部位于美國舊金山的公司，長期在肯尼亞、烏干達和印度雇用員工，為谷歌、Meta和微軟等硅谷公司提供類似的數據標注業務。Sama將自己定位為一家“有道德的AI公司”，聲稱已幫助50000多人擺脫貧困。

自稱是改善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但AI的源頭卻從這樣令人痛苦的工作開始。剝削貧困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去做最基礎的工作，是否會成為AI誕生的“原罪”？

二、離不開人的AI

即便是最先進的AI，也仍然離不開人，哪怕這個人來自相對貧困落后的國家。因此，肯尼亞數據標注師們的工作對OpenAI而言至關重要。

事實上，ChatGPT的前身GPT-3，就已經具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認知能力。但由于缺乏對于互聯網信息的篩選機制，GPT-3也會被充滿惡意的信息誘導，輸出一些仇恨、暴力、歧視的內容。

在全面推廣后，一旦發生類似“AI支持納粹”這樣的公關危機，整個行業都有可能被偏見推上風口浪尖，導致技術進步停滯。

如今，大多數的互聯網平臺都有著運用AI技術的信息審核機制，從最基礎的關鍵詞初篩，到高級的識圖和從語言邏輯中判斷惡意內容，都離不開AI技術的身影。

想要構建這樣能夠自我學習和進化的信息審核機制，OpenAI借鑒了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做法。那便是先收集那些帶有血腥、暴力、仇恨言論和性虐待標簽的素材，由遠在肯尼亞的數據標注師進行人工評級打分，再教給ChatGPT。

經歷多輪人工校對后，ChatGPT將建立自己的“善惡觀”，在產生惡意言論之前，就將其過濾掉。

現在呈現在世界面前的，這個禮貌、成熟，甚至表現出一定共情能力的GPT-4，可以說是AI見慣了人間百態之后的樣子。

OpenAI“誕下”了GPT-4，但雇了一批肯尼亞“保姆”，干著最臟最累的活來“養育”GPT-4。

“ChatGPT和其他語言模型AI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們并不神奇。”人工智能倫理學家安德魯·斯特雷特表示，因為這些AI仍然依賴于大量人力和數據，其中大部分是未經授權和未經同意使用的，連這個領域最明星的企業OpenAI也沒能解決這些嚴重的基礎性問題。

三、為什么是肯尼亞？

對于外界而言，崎嶇的山脈、茂密的森林和野生動物豐富的大草原，構成了他們眼中的肯尼亞。

然而在這片不到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生活著5300萬肯尼亞人，其中不少人選擇了從事與計算機相關的數字工作。

據2021年肯尼亞媒體《肯尼亞華爾街》的一份報告，肯尼亞成年人口中有超過120萬數字工作者。相比于2019年的63.8萬人，這一數據有了顯著增長。

他們從事線上營銷、線上助理、學術寫作、軟件開發和數據科學等工作。

根據市場分析機構埃森哲的預測，到2025年，數字經濟預計將占肯尼亞GDP的9.24%。但這一數字仍遠低于世界銀行統計的全球平均水平15%。

盡管肯尼亞的互聯網普及率不高，貧富差距極大，但還是有一部分人率先享受到了線上工作的便利。

政府對數字經濟的推動，極低的工資標準，以及勞動法執行的紕漏，促使肯尼亞成為發達國家的數字外包“工廠”。

就拿數據標注師的工資而言，雇傭美國人的平均月薪約為4374美元（約合3萬元人民幣），雇傭印度人的平均月薪要1.67萬盧比（約合1400元人民幣），而雇傭肯尼亞人僅需每月2萬肯尼亞先令（折合約1044元人民幣）。

美國《時代周刊》曾采訪多名承擔ChatGPT外包數據標注師的肯尼亞Sama員工，他們都表示并沒有收到公司承諾的“全身心保障”福利，比如心理咨詢、冥想、護理和游戲等。

但對于工資，他們并未表達出明確的不滿，Sama承諾的每月21000~40000肯尼亞先令的工資水平，已經遠遠高于當地最低月薪標準15000先令。為了生計，他們也都不愿透露姓名。

遭受“精神污染”的數據標記師終究還是少數，大多數肯尼亞數據標記師處理著相對正常的內容。對于討生活的肯尼亞人而言，與其考慮自己是否“被剝削”，還不如接受這份高薪的外包工作。

這也促使科技巨頭們打著“幫助當地發展人工智能”的口號，變本加厲地在這些國家攫取廉價勞動力資源。

或許在他們看來，一個工業結構不完整，政局不穩定的貧困非洲國家，僅憑一群學歷都不高的員工幫助國際科技巨頭們做點外包工作，怎么可能實現所謂“人工智能領域的彎道超車”呢？

本文來自：時代周報APP，作者：劉沐軒，編輯：梁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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