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人社廳、省婦聯發布《關于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鼓勵用人單位拿出部分專業技術和管理崗位用于“媽媽崗”設置，鼓勵引導“媽媽崗”實行靈活上班和彈性工作的方式，并就“開發‘媽媽崗’崗位”“加強‘媽媽崗’就業服務”“加強勞動權益保障”等方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生育、性別、就業這些關鍵詞，單拎出來，任何一個都是“熱詞”，而當它們“三合一”疊加在一起，很難不引起關注和討論。

　　雖然種類繁多，但究其本質，“媽媽崗”是一種彈性工作制度。彈性工作本身并無性別之分，但為何媽媽們對彈性工作的需求更強？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為此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彈性工作又帶來哪些平衡新難題，又該如何破解？于家于國，這些問題都是如此重要而緊迫。

　　被困在時間里的年輕媽媽

　　35歲的紫萱在一家媒體做文字記者，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老大5歲，老二不到2歲。“我白天在職場參與第一輪班――完成工作，下班回到家無縫銜接開始第二輪班――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盡管有老人幫忙，但日復一日來自工作與家庭的撕扯與雙重壓力，仍讓她感到心力交瘁。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家庭結構核心化，家庭互助的功能也不斷被削弱。精細化育兒的浪潮下，媽媽的個人時間被更多擠占，而為了在職場競爭中不至于被甩下，媽媽們只能盡力提高工作效率，或“壓榨”自己的睡眠時間。為了盡可能兼顧工作與家庭，部分處于事業黃金期的婚育女性，不得不忍痛踩剎車、減速。

　　讓人焦慮的是，這種平衡很脆弱，一點小的“計劃外”事項就可能將其打破，也許是家人的一場生病，也許是“阿姨”的一場臨時出走。而一旦天平失衡，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內部分工下，最終的結果大概率是，媽媽暫時甚至永遠退回家庭。

　　為了盡可能挖深個人職業發展的護城河，不少女性選擇推遲生育，甚至不生育。在高校，面對“非升即走”考核期與最佳生育期嚴重沖突的時間困境，不少青年女教師冒險踩線“35歲”甚至更晚生育。

　　近年來，另一個與之有關的職業流動現象是，媽媽們大舉進軍保險經紀賽道，其中不乏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都很亮眼的前職場精英。在隨機線上“路采”中，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工作時間和節奏彈性可控”是她們選擇加盟保險經紀的首要原因。

　　媽媽們雖然職業身份不同，家庭環境各異，但卻面臨著幾乎同樣的時間困境。媽媽們，被困在時間里。隨著媽媽們的時間困境被越來越多看見，相對應的社會共識不斷凝聚：破解她們的時間困境，緩解她們工作與家庭的沖突與壓力十分重要和緊迫。這直接影響家庭的生育決策，關涉女性就業權利與保障等。

　　也基于此，“媽媽崗”代言下的彈性就業，被視作破解女性生育與就業難題的一種制度性解決方案。各方期待，以此為切入口，多方面施策，能有效提振女性生育意愿、釋放女性勞動價值潛力，助力實現我國生育政策調整目標和經濟社會發展。

　　如何定義彈性

　　近年來，彈性就業相關表述多次出現在公共政策文件中。

　　2021年7月，國家層面印發《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明確，“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依法協商確定有利于照顧嬰幼兒的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同年8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明確要求將“生育友好”作為用人單位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

　　那么，到底何為彈性工作？契合女性需求的彈性工作路徑何在？

　　所謂彈性，其實是相對于傳統的固定工時制度來說的，靈活性多表現在工作時間和地點上。一直以來，都有一些家庭婦女把原材料或零件拿回家進行加工，如鞋墊、仿真花、刺繡等，這種“客廳即工廠”的工作模式其實就屬于彈性勞動。

　　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組織方式等的進化，尤其是女性整體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彈性工作的內涵和外延也不斷豐富。遠程辦公風起、基于數字平臺勞動參與的“新零工經濟”快速發展，無疑是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兩大新現象。

　　彈性就業作為一種工作模式，也并非萬物皆可，有些工作或勞動天然不適用高度彈性化的勞動管理，自然也不能更好滿足女性“為妻為母”的角色需求。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青年學者郝龍依據相關研究，粗略繪制了一張“適用地圖”。

　　他指出，從產業來看，第一產業生產回報周期相對較長，因此在實行彈性管理方面相對更容易一些，如農業園雇工等。不過，由于勞動收益相對較低，其就業吸引力有限。

　　第三產業目前是靈活就業的重點領域。“平臺經濟有點接近于‘核心―輔助’式的勞動力配置模式：有一個出眾的核心團隊保證基準的效率輸出，然后以人海戰術（高可替代性）來彌補非核心隊伍的高流動性和個體生產效率不足，傳統行業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在第二產業中，結合東部地區的家庭代工制經驗來看，那些能夠有效實現生產過程同生產場所和專業化生產設備相脫離、而不過度損害生產效率的行業，是最適宜實施高度彈性化管理的。那些擁有市場競爭優勢或保護屏障的制造業領域，如地方、民族特色產品等，也能夠以此優勢來彌補或部分抵消勞動控制不足造成的效率損失。

　　以他在陜西林縣扶貧車間的研究舉例。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政策的推行，有效結合當地資源稟賦的農產品初加工、手工業等扶貧車間大量出現。因工作時間彈性且離家近，吸引了不少為照料家庭而返鄉賦閑的女性進入車間當女工。

　　調研發現，當地特色藤編制品生產車間，專門生產屬于民俗文化產品的藤編家具，對技術和設備依賴較低，本身可采用短時工、來料加工、家庭代工模式，“與彈性管理具有天然契合性”。

　　當地另一個承接外貿足球訂單的扶貧車間則不然。該車間對勞動技能、生產設備和產品質量有著更高的要求。一旦女工因“家庭優先”倒逼企業過度彈性管理，將會產生企業訂單違約、經營受損的風險。

　　不過，郝龍也補充指出，如果一個企業采用混合的勞動力使用方式，比如強勞動控制的核心團隊+弱勞動控制的輔助團隊，也可以部分實現高度彈性化的勞動管理。

　　據了解，在中山等地的一些制造生產車間，按照“全能工”+“媽媽崗”的模式進行員工配置，如有“媽媽崗”請假，由此產生的空缺會由熟悉車間所有崗位流程的“全能工”補上，以此保證產線正常運作。

　　遠程辦公風起

　　近些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4G/5G網絡和智能手機的普及，遠程辦公的技術條件已趨向成熟，隨時隨地辦公早已成為現實。

　　尤其是疫情沖擊下，人員自由流動不同程度受限，不少企業和組織不得不選擇將居家辦公作為特殊時期的應急手段大面積使用。這在客觀上推動了這種工作模式的擴散與使用。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后，不少企業仍保留了這一選項。

　　在遠程辦公的風潮中，OTA（在線旅游代理商）平臺攜程無疑是走得更遠的那一個。2022年3月，攜程在全公司推行“3+2”混合辦公，員工每周三、周五可以選擇在家遠程辦公，不限崗位，不設門檻。據該公司員工透露，申請流程只需兩步：OA系統內提交居家辦公申請、直線領導審批同意。

　　“沒有特殊情況，我基本都會申請一周兩天的居家辦公。”現年44歲的黃女士目前在攜程任技術支持專家，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老大上初中，老二上幼兒園。“一周兩天居家辦公，可以節省通勤時間和費用，節省的時間正好可以用來搞家務，也不耽誤下午接孩子放學。剩余3個工作日，爸爸可以承擔接送等任務。”她說。

　　隨著國家生育政策的不斷調整，像黃女士這種“雙職工+兩孩”的家庭日益增多。混合辦公這種彈性工作的模式，讓她們在沒有祖輩隔代幫忙、不用購買市場化托育服務的情況下，也可以保持家庭的如常運轉，“否則真的擺布不開”。

　　就她觀察，有娃一族和通勤成本較高的人群，是混合辦公模式的忠實擁護者。攜程的相關統計顯示，公司約2/3的員工申請過混合辦公，已婚已育者申請比例超30%。在對混合辦公的多個支持理由中，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減少了通勤時間，時間利用更高效；便于平衡工作和生活；幸福度高，工作上更有創造力。

　　遠程辦公，讓勞動者獲得更多工作時間和地點上的靈活自由，也有助于企業降低辦公成本，增強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混合辦公一定是未來的趨勢，也是吸引優秀人才的新范式，對于企業多元化人才庫的建立擁有巨大的助力。”攜程集團CEO孫潔說。

　　彈性工作有效開展實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企業配備有全面完善的系統支持，建立完善的流程及監管機制和體系。攜程相關負責人說，這需要企業從組織保障、考核監管等多個層面進行升級。

　　根據智聯招聘2022年發布的《中國遠程居家辦公發展報告》，教培行業、互聯網、數字化、單體化、知識型的行業占據遠程居家辦公招聘的主力位置。未來，除程序員、在線客服、網課老師等崗位外，還將有大量工作崗位可以遠程辦公。

　　這也意味著，隨著遠程辦公這種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靈活彈性辦公方式的加速普及和適用，更多具備一定知識和技能的生育女性，將重新獲得時間解放和價值實現。

　　數字“木蘭”崛起

　　在山東省菏澤市曹縣，有一個特別的直播基地。其特別之處，不僅在于這個直播基地走差異化的“倉播”路線――顧名思義，就是在倉庫做直播，還因為基地目前簽約的300多名直播主播中，絕大多數都是附近的寶媽。公司為主播提供直播知識培訓和技術指導，主播自己決定開播時間段，每天只需要播4至6個小時，就能獲得不錯的收入。

　　一邊照料家庭一邊工作賺錢，而且還是新業態的主戰場，數字經濟時代，讓更多的寶媽們迎來新的就業機遇和重塑生活秩序的可能。現實生活中，網約車司機、電商運營、社區團購團長、文案編輯、自媒體博主、AI標注員……這些新技術和市場發展衍生出的新職業，正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女性。

　　網絡主播中接近6成為女性，頭部網約車平臺上，每10位司機中就有1位是女司機……新型靈活就業對女性的吸引力可見一斑。據《2022中國女性數字平臺就業發展報告》估算，2022年女性通過數字平臺就業的人數已超3800萬人。

　　近年來，得益于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及其與諸多行業和領域的深度融合，不少新業態、新職業被催生出來，這本身就為包括女性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拓寬了其就業渠道。

　　平臺經濟的強勢崛起推動新型靈活就業模式快速發展。它打破了時空束縛對女性就業的限制，創造了更多彈性辦公、居家辦公的工作機會，讓其兼顧家庭與工作成為可能。同時，數字經濟強調溝通、分享、連接等特點，讓女性的一些就業優勢得以凸顯和發揮。

　　而且隨著女性數字“工具箱”的不斷豐富，她們職業發展的天花板也將被突破。從一個普通的自媒體博主，進階到深入母嬰電商、服裝設計與生產、兒童啟蒙教育等領域自主創業，雇傭更多寶媽們，幫助她們實現彈性就業……時代大潮里，太多關于女性增能賦權的故事正在上演。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聯動反應是服務業數字化大潮下家政服務業平臺蓬勃發展，為更多女性提供了靈活就業的機會。而由此推動的家務勞動社會化，又將另一部分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在更大空間釋放個體潛能。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孫萍調研發現，參與直播等數字經濟下的新靈活就業，對鄉村女性來說，除了增加家庭收入、增強自信心和自我價值感外，還顯著提升了她們的數字媒介素養。孫萍團隊調研還發現，“相較于高學歷城鎮女性，新型靈活就業對鄉村女性的就業帶動效應更強”。

　　不過，新經濟、新業態給女性實現彈性就業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一些新挑戰。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宋月萍在研究論文中指出，數字技術的發展或加劇已存在的數字性別鴻溝，使女性在新職業等的競爭中處于不利位置；平臺經濟算法存在的性別盲視，也會加重女性就業歧視。

　　關于應對之道，宋月萍認為，要增強女性參與數字經濟就業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加大對平臺算法的監管，對帶有性別歧視的算法規則及時予以更正，更好保障女性勞動權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項建議、提案還指出，新業態用工方式、時間、關系較為靈活，傳統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全適用，需盡快調整相關法律規范，探索創新保障制度，保護該群體勞動權益。

　　強化彈性工作政策配套

　　“‘媽媽崗’工作模式是個很好的嘗試。該政策通過‘核心―輔助’式的勞動力配置模式，放松對一部分就業者的勞動控制，尤其適合生育女性的特殊就業需求。”郝龍認為，在不影響企業基礎生產效率的情況下，這對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家庭收入，實現女性自我發展有很大助力。

　　遠程辦公或是電商直播、扶貧車間的彈性做工等，這些彈性的工作模式確實為女性提供了新的職業發展機會和路徑，幫她們減輕了工作與生活造成的時間擠壓，但一些因此而受益的媽媽們也表達了自己的一些困惑。

　　她們說，因為工作時間上更加彈性自由，家里人會更加心安理得地認為，媽媽應該更多承擔料理家務、養育孩子的責任，這強化了女性家庭優先的邏輯，感覺自己被置于新的時間困境和角色沖突中。

　　郝龍在鄉村扶貧車間的調研中也發現，這讓生育女性更傾向于以“賺零花錢”的邏輯來應對彈性工作，減少了自身在觀念、社會關系等多個方面實現更大自我發展的可能。

　　“對于生育女性的就業，不能僅僅從就業角度來考量，而更應關注引發生育女性彈性勞動的原因，并嘗試改變它。”郝龍認為，政府在著眼增加女性就業機會的同時，需通過增加普惠性托幼服務和養老服務的供給等配套政策，切實減輕生育女性的家庭照料負擔，讓她們不僅“有的干”，還能“干得安心，干得長久”。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副研究員楊玉靜在研究中也指出，政府要進一步完善公共服務，增加家庭照料服務的供給和水平，尤其是要對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此外，在家庭中倡導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同樣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廣東省人社廳、省婦聯此次發布的《關于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創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環境，鼓勵用人單位設立“媽媽崗”車間、“媽媽崗”生產線等，并建立“婦女之家”，為員工提供福利性嬰幼兒照護服務，傳遞出清晰且積極的信號。

　　全國婦聯、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在調研中也表示，將進一步推廣“媽媽崗”靈活就業工作經驗，拓展新業態領域“媽媽崗”，促進婦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更有保障就業。

　　也是在近期，上海、浙江等地明確鼓勵幼兒園向下延伸，面向2歲以上的孩子提供托育服務，穩步推進托幼一體化。其他各地也已將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列入任務清單。

　　向著家庭友好、女性友好的方向，更大的共識在凝聚，更多的力量在匯聚。（記者 王丹）